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是自近代科学复兴以来，基于科学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

科学文化作为文化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之所以能在与各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竞争中胜出，是由科学文化所呈现出的生产力与释放出的自由与福祉决定的。

这就涉及到文化的比较与演化问题。如何判断两种文化孰优孰劣呢？其判据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两种文化C1与C2之间，如果C1比C2优秀，主要的判据有两点：其一，对于整个社会而言，C1比C2呈现出更高的生产力；其二，对于个体而言，如果生活在C1比生活在C2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福祉和尊严，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说文化C1比文化C2优秀。

科学在短短的四百年间所创造的奇迹，完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样貌。

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所指出：从耕犁的发明到学会用马拖犁，人们花了四千年时间，而从第一架飞机成功上天到人类登上月球只用了65年。

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黛尔德拉・麦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称作“伟大的事实”。

那些由诸多伟大事实堆积起来的社会，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高地，自然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人们的认知，并由此形成一种进步的认知模式与习性，而这些的总合就构成了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集，它的结构与传统文化的结构是趋同的。

基于这种分析，可以把科学文化的结构分为四层，最外层的是科学的器物文化，然后是科学的制度文化、科学的规范文化与最内层的科学价值观构成。

科学的器物文化主要是指基于最新科技成果所产出的知识产品，由于其效能，这一部分已经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得到普遍接受；科学的制度文化是指，为使科学事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建制与制度安排，如各国或集中或分散的科技体制、形式各异的评价机制等；科学的规范文化是指科学事业自身所独具的精神气质与规定，按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它包含四种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以及原创性等，尤其是其普遍主义规范，更是强调了科学的非个人性特征，这也是科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源所在；科学的价值观是指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真理，这一理念也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核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包含儒释道内容的儒化文化，这种文化在其近2000年的发展中，早已把其生产力功能释放殆尽。在这种文化模式下，很难产出任何新颖的发现，助推社会文明的进步。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种文化就其生产功能而言，处于整体边际产出为负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按照科学哲学家拉卡托司的说法，其硬核、保护带与启发法都已经陷入退化阶段。

为了激活这种退化的文化纲领，使其从退化状态转化为进化状态，必须对其保护带进行重建，否则，这种退化的文化纲领非但不能带领整个族群进入进步状态，反而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进而沦为依靠封闭保守维系其生命的状态。

到那时，这种退化纲领就成为思想的黑洞，再也没有任何新思想可以产生，任何个体在这种文化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在整体麻醉与制度惰性下，个体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退化，即便意识到也只剩下自卑、疏离与反抗，各种原教旨主义都是这种情况的展现。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要素，打破原有文化的惯性、黏性与僵化的平衡，使其重新焕发活力。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目标呢？科学文化的引入就是唯一可采用的低阻力路径。

按照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的说法，文化的传递是通过文化基因的复制实现的。由此引申出一个概念：文化基因池的设想。

在文化基因池里有各种文化基因，这些基因通过复制在后代中传递，如果某一基因的获得者在生存竞争中由于基因的退化而无法在竞争中获胜，那么，这种基因在基因池中的比例就会下降；相反，那些获得强大生产功能基因的个体将在生存竞争中获胜，从而增加其基因在基因池中的总量。

通过无数代的更替，基因池中的基因就剩下那些具有优势生产功能的基因，这个过程在宏观层面的表现就是进化。这也是一种文化从退化转化为进化的必由之路。

因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对传统基因池的基因要素的更新替换开始，即在传统文化基因要素中添加科学文化要素，从而通过世代的更迭，让新的文化基因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传统文化基因要素则在生存竞争中逐渐衰亡。

由此，在时间的累积作用下，基因池中的基因构成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实现文化纲领在宏观层面上的进化。

这种变革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如中国古代的“胡服骑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论，都是主动引进新要素改变传统文化基因池构成结构的努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今天之所以要在中国大力引进新的科学文化基因，是因为传统的文化基因已经丧失活力，无力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

换言之，当下单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力支撑整个社会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

这里面涉及到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文化基因通过进入整个社会的观念系统，从而激发社会与个体的活力，最大限度上释放文化的生产力功能，文化基因是引发变革的直接原因，而改变则是文化基因发挥作用的结果。

因此，要释放全社会的活力，就需要其文化是有活力的。

工业革命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科学文化基因的生产力功能，只要看看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不难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反之，改变近代世界的所有重大发现无一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来的，由此可以间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退化的文化纲领。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日益成为一种“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捍卫文化自信的紧迫任务。

如果一种文化由于其独特性而无法与世界进行普遍性的交往，那么这种文化很可能沦为不可通约性陷阱下的牺牲品，从而被排除在文化共同体之外，这是很糟糕的局面。

为了彻底改变沟通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引入全世界都认可的科学文化，这样就可以极大改善我们与世界沟通不畅的局面。

假以时日，中国传统文化就演变为科学文化居主导地位的新文化模式，这种新文化纲领既可以激发群体活力，又被世界所共同接受，从而在文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任何文化的自信都是建基于其效率与公众认可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科学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恰逢其时，而且任重道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科学与社会》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