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愿做核潜艇上的螺丝钉

          86岁的他，在护工的帮助下，从轮椅里挪到采访室的椅子上，略喘粗气，却不忘把一杯浓茶放到桌上。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随岁月变得孱弱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核电事业“垦荒牛”――彭士禄院士。

　　愿做开垦核电的“老黄牛”

　　人们称彭老“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的里科弗”，但他不喜欢这顶高帽。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只有尽全力做好，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彭老一字一顿讲得认真。

　　他时常提醒同志们，我们就是祖国的螺丝钉。“屁股要圆，脑袋要尖。屁股圆了，才能坐得住；脑袋尖了，才能潜心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彭老办公室的灯每晚最后一个熄灭。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老说。

　　1965年，核潜艇项目正式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老告别妻儿，走进深山，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1970年，由他领军建造的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反应堆功率达99%。1971年，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如蛟龙入海。

　　在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仅用了6年，中国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

　　随后，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当起了开垦核电的“老黄牛”。

　　他带领40多人与上海728院的同志会合，开展秦山压水堆30万千瓦方案设计，确定主参数、系统配置等工作。他力主搞压水堆，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指挥的彭士禄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彭士禄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时，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还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老说。

　　实践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

　　“别人送我外号‘彭大胆’和‘彭拍板’。”彭老喝一口茶，笑盈盈地说。

　　科学的道路，从不平坦。彭老的思维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更多时候，他处在反对意见的合围之中。

　　“当时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就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彭老说，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解决，这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得多。

　　然而，大胆拍板是需要底气的。彭老无畏，因为他手里有“三张牌”。

　　第一张牌：数据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心中有‘数’。”彭老说，“当时搞核潜艇时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了自己的反应堆物理计算公式。”

　　中核集团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对彭老很是佩服：搞核电，他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亲自计算主要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亲自挂帅。

　　第二张是“简单牌”。彭老善于把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经济问题做最简单的求解。

　　第三张，被彭老戏称为“懒汉牌”。他不断发动大家，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

　　“他善于培养年轻人。他总说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说，跟着彭老干很痛快。

　　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他身上许多品质都跟身世经历有关。”彭夫人说。

　　1928年9月，广东海丰一片血雨腥风的气氛。彭士禄的母亲被枪杀。不到一年，彭士禄的父亲、“农运大王”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

　　“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隐姓埋名。”后来为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被辗转先后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长大的。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彭老低缓地讲起自己当“小萝卜”的故事――

　 　那时，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称呼他的母亲“姑妈”。由于叛徒出卖，我和“姑妈”被捕。8岁的我成了小囚犯。在那里，我还见到了抚养过我的“山顶阿 妈”。两位妈妈忍受着残酷的审讯，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我横下一条心，参加抗日游击队，救国、救家、救百姓。

　　1940年底，这位“红孩儿”被送抵延安，开荒、种地、争分夺秒地学习。

　　“坎坷童年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的爱抚，给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为革命抛头颅，给了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虽然我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彭老深情地说。

　　核动力是第一“夫人”

　　“我也有遗憾之事，就是‘夫人’太多，共有3个：第一‘夫人’是核动力；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玛莎（夫人马淑英）。”彭式幽默引得众人捧腹大笑。

　　他还不罢休，接着“爆料”：“那时我在苏联留学。一天，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让我去接个女学生。我去了一看，是个小姑娘，就喜欢上人家了，马上主动进攻。玛莎比我小9岁，我是老大伯，她是小妹妹。后来小妹就开始照顾老大伯了。”

　　“小玛莎不甘心当第三，‘造反’了。为了和睦，只好晋升第二。”话语间，眼角嘴角都流露出幸福。

　　彭夫人深知，尽管半个多世纪风雨相伴，伉俪情深，事业却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将全部心血和赤诚献给了核动力事业。

　　“上世纪70年代初，核潜艇搞成了，要出海实验。身为总设计师的他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他对我说，放心，这一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别哭。”彭夫人说。

　　“他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心爱的核事业使这团火熊熊不熄……”进入耄耋之年，彭老依旧十分关心国家的核事业，在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