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科学家罗沛霖：建言推动成立中国工程院

罗沛霖(1913.12.30―2011.4.17)，生于天津，籍贯浙江山阴(今绍兴)。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为抗日前线培养通信人才。1952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电工、物理和数学专业的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罗沛霖在电子学与信息学领域造诣精湛，在雷达、信息理论、电子电路、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电机、电器、工艺评估方法学、经济财政数理分析以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等方面贡献卓著，被誉为新中国电子工业奠基人。

他被称为“战士、博士、院士”的“三士科学家”，“力量源于理想，真情只系延安。超远雷达罗万象，电子信息扩百专。算机冲最先。吁振工程技术，疾呼建院十年。产业科研双共进，华夏强国一梦圆。奇勋著史篇。”书法家张飙的这首词，全面概括了罗沛霖的伟大一生，这位留美归国科学家一生不懈奋斗，他爱党爱国的忠贞信仰和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贡献值得被更多人称颂与铭记。

光靠读书救不了国

罗沛霖与无线电的情缘起于幼时。他出生于天津一个富庶的家庭，罗沛霖的父亲罗超汉是我国早期电信界知名的耆宿，母亲孙云是一位爱国诗人、画家，良好的家庭教育深深影响了年幼的罗沛霖，使他比一般的同龄人更早地接受了科学的启蒙。

回忆起童年时光，罗沛霖依稀记得电话局的巷子里竖立着两根大杆子，当中拉了两根电线。父亲告诉他，那是无线电。就这样在耳濡目染之下，罗沛霖渐渐迷上了无线电，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又加入了无线电学社。他曾手工制作了一个矿石检波器架，用马粪纸糊了一个号筒充当扬声器，这一次小试牛刀，让学生时代的他颇有成就感。高中毕业后，罗沛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考虑到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工科分科，罗沛霖选择了他更心仪的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专业。

就是在大学期间，罗沛霖结识了对其影响一生的人――钱学森。与钱学森交往使他更坚定了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无线电付出更多的努力，为此他阅读了大量有关电信的书刊，还自修了现代物理。同时，钱学森说过的一句话“光靠读书救不了国”，也让心怀报国之志的罗沛霖重新思考自己的报国之路，革命的种子在他内心中萌芽。

有了罗工程师，我们不再是“土八路”

1937年中华民族正处危亡之际，年仅24岁的罗沛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罗沛霖辗转到达延安，加入中央军委第三局，为党早期的情报工作陆续开展奠定技术基础。罗沛霖参与创建了陕甘宁边区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担任工程师并主持技术和生产工作。当时的工作与研发条件非常艰苦，从战场缴获来的通信器材，更成了稀有物件。一部缴来的电台，再利用上备份器材，会被改装成两部使用。即便这样，罗沛霖硬是带领大家在缺少原材料的情况下做成了无线电零件。没有原材料，罗沛霖就与工人们因陋就简，收集大量收音机和手电筒里的干电池，并创造性地使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烧酒作酒精、用延安山中的杜梨木头做绝缘材料，设计研制了可变电容器、波段开关和可变电阻等多种无线电零件，解决了通信电台制造的技术难题。罗沛霖还率领技术人员装配制造了60余部电台送往抗日前线。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开玩笑说：“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

圆满完成了赴美的两项重要任务

1947年全国解放在即，党的事业百废待兴需要储备一大批技术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沛霖受组织指派赴美国留学。罗沛霖带着组织资助的500美元和一套西装离开了祖国。1948年，在钱学森的帮助下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离开校门13年，35岁重返校园并直修博士学位，罗沛霖要面对的学习压力可想而知。但他有自己的主心骨，“党派我来留学，为了新中国，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他无暇欣赏美国大学的优美景致，更无心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他把时间和精力分在了两大块：一是用来学学习理论、攻克难题，二是动员更多留美学生回国工作。

他争分夺秒地学习，希望尽快掌握技术学成报国。繁忙的学习生活压力使他患上了胃病，但病痛的折磨也不能放慢他奋斗的脚步。他忍受着十二指肠溃疡病痛的折磨，仍然坚持每周学习70多个小时，仅用22个月就通过了博士学位口试答辩。

作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加州理工学院分会的负责人，罗沛霖动员留美人员回国立新功。在党和国家以及众多在美留学生的不懈努力下，一大批知名留美科研人员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

刻苦学习、忠于使命的罗沛霖，圆满完成了赴美的两项重要任务，又一次向党交上了完美答卷。

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闯出一条道路

1954年，华北无线电器材厂(718厂)正式奠基，身为筹备组组长的罗沛霖任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这是中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电子元件联合工厂，生产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很多关键元件，同北京电子管厂(774厂)一起，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拥有了先进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改变了我国无线电工业依靠外国零件的状况。

1957年10月苏联制造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几个月后，美国也将人造地球卫星射入太空的预定轨道。空间争夺战深深触动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罗沛霖等人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开始研制超远程预警、跟踪雷达，建立弹道导弹预警、防御系统的设想。由于国内没有超远程雷达的研制经验，只能根据中国现实需要，独立制定技术要求和指标。罗沛霖对国际同行正在应用的各种新材料和新器件非常熟悉，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采用不同思路开展研制工作。在他的建议下，我国低噪声参量放大器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并被用于另一种雷达系统，大大提高了雷达系统的作用距离。罗沛霖还提出并论证了利用纯数字技术实现相关积累的可能性，使中国成功观测到月球回波。

1977年，我国第一个正确测定卫星落点的超远程雷达终于建成。这是罗沛霖实现的又一项“从0到1”的突破，这项工作为我国电子设备的生产配套奠定坚实基础，更为我国电子工业的自力更生闯出一条道路。

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战略科学家既是战略家，也是科学家，是科技人才中的“帅才”，在跨学科研究、大兵团作战组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罗沛霖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他是新中国电子工业奠基人，主持建成了中国首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持了中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研制工作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他从1982年起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并在十余年间一直坚持呼吁推动实现。

1978年，罗沛霖随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访美，参观了美国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美国国家工程院。此次参观，罗沛霖了解到了美国国家工程院在奠定美国科学技术全球领先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他深深地认识到，缺少了工程院，党和国家关于重大工程技术的科学决策会缺少权威性的咨询意见以及论证评议环节，我国重大的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成果的鉴定无法进行，也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工程科技的发展。因此，他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师昌绪、张光斗等科学院院士的认同和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1982年罗沛霖先后撰写了《实现四化必须发展工程科学技术》《技术科学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地位》和《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经验的探讨》等文章，介绍和总结了美国、日本、西欧和苏联的科学技术经验，强调中国要重视现场技术、基本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发展。这些文章的发表突出科学技术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为全社会形成对科学技术的认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程院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1992年，罗沛霖字斟句酌地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上报材料――《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与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联合署名呈递给党中央。

这份建议简洁明了，仅有一千余字。罗沛霖情真意切地写道：“鉴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很不够，产业技术水平还很差，从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贯彻‘服从于经济’‘服务于经济’的方针，我们建议从速建立中国的工程与技术科学院，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份建议还指出：“建立工程与技术科学院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联合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从而加强国际间科技和经验交流，得到益处。”

以罗沛霖为代表的科学家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经过周密的筹备，中国工程院终于在1994年正式成立。工程院的成立，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罗沛霖等一批科学家本着为党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秉承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高瞻远瞩为党建言的生动写照。中国工程院的成立，也成了罗沛霖晚年最欣慰的一件事。

罗沛霖的一生，对党忠诚、一心报国。他在延安期间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赴美留学期间肩负重任，回国后取得无线电领域突破性成就，晚年仍心系党和国家科学技术事业，积极献言献策。罗沛霖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