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乱的威胁

一、动乱的历史

作为历史中的中国人，是何其的不幸！中国有纪年的历史为三千余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为四千多年），其中就有一千多年陷入了各种形式的动乱，人命危浅，生灵涂炭，国家玉焚…… 春秋战国动乱550年，死亡数千万人；西汉末动乱，人口减少上千万；东汉末以及三国时期，死亡5000万人，那时大概十人中只有一到两人能苟存；晋朝南北朝也是百年动乱，死者无以统计；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动乱，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七八千万人以上；南宋末期、元末、明末动乱，人口各损失至少2000万人；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年动乱，炎黄子孙则付出了2亿人以上的生命代价。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专制统治者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上行下效，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泊之中！他们大肆攫取利益，制造动乱，几千年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社会陷入了无边无尽的灾难之中。

特别是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所掌握。官员们对上是奴才、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对下、对他所管辖的地域的老百姓则是独裁者、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着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如此，中国成为遭受内乱之苦最烈的国度，中华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以暴易暴”之光辉革命传统、暴力传统的民族。尤其可悲的是，炎黄子孙尽管遭受了太多的暴力之害、暴政之苦、血腥夺权之难、继承人之灾、战后饥荒之役，但我们的政治智慧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悟不出必须避免和如何避免内乱和王朝循环的道理，悟不出要对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进行权力监督、约束和制衡的道理，悟不出实行程序政治、理性政治、和平政治的重要性，悟不出以有效的机制制度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古人只有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机变权谋，人际关系方面修身处世、互相算计，以及实用技术方面如烹饪美食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大智慧，充其量只有寄希望于统治者修身进德、自制自觉的幼稚政治（即浪漫主义的德治）。老百姓也只会歌功颂德，满足于眼前的太平，眼前的“福禄寿喜”。

二、动乱的现实威胁

时至今日，动乱一如既往地威胁着中国人民。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尽管明显的不合理，但有的东西仍然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极其严重的腐败、两极分化、农民问题，大量的国有企业重复建设、亏损倒闭、职工下岗失业，严峻的人口压力、生态环境灾难，愈来愈紧张的官民矛盾，愈来愈猖獗的分裂势力，愈来愈严重的软政权化和法治困境，以及意识形态出现某种程度的真空，社会道德信仰发生危机，特别是没有有效的社会压力释放机制――缺乏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权利、工会权利的有效保障，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等等，都会把中国逼上绝路。

时人热衷于歌颂太平盛世，我却饱含太平中的忧患！毫无疑问，中国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更需要建立保证稳定、避免动乱的机制！中国需要经济繁荣、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更需要依靠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来保证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促进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

三、动乱的原因

中国社会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落后和不合理，即我们几千年沿袭的是人治的、德治的甚至是专制的制度。这种制度看似强大有效，实质却很脆弱，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的理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皇帝是英明的、高尚的，官员们也是能够好好进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监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们能够自觉廉政、自觉为人民服务，或者通过树立榜样，政治学习，激发良知，提高觉悟，以达到以德治国。所以，自觉克服私欲的德行修养成为“好的人治”的关键，“好的人治”就是德治。与“好的人治”相对应以及相辅相成的是“坏的人治”即专制。德治与专制两者不管是否强调道德，所造成的社会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道德滑坡，国家趋于动乱。

为什么德治之国、专制之国必然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治只能逼迫着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表面上马列主义，实际上阴谋诡计”，所以，德治之社会必然形成虚伪、阴谋之风，必然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再加上对权力没有刚性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官员们不可能不腐化堕落，不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结果自然就造成了虚伪的道德、堕落的社会风气、紧张的官民关系、社会不稳，甚至趋于动乱。于是，德治社会走向了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专制的情况当然只能比德治更差，或者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是人治的两面。

可见，以为靠自觉修身、自我克制、政治教育就能克服人的私欲的浪漫主义想法，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幼稚病，是不懂得以现代方式治国的表现。

现代治国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人的自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哲学基础即是人性恶（即人性自私）的理论。正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谋取正当的利益，同时在公共领域必须对总统、官员、民众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结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共领域收敛私心，遵守规范，久而久之，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水平获得空前的提高，并且，形成宪法至上、任何个人包括总统对维持社会秩序都无足轻重的社会稳定的机制。于是，法治之国成为道德之国、稳定之国。

从上可见，人治的德治的专制的制度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中国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四、现代文明国家避免动乱的方法

具体地说，现代社会避免动乱依靠的是制度。这些制度包括：

现代国家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是暴力镇压的机器；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政党规范化；进行横向分权，立法（可以是人民代表大会）、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分权和授权，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现代政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利用游行示威、罢工抗议、新闻报导等释放民众的不满、反映民众的要求，调整国家或企业主的行为；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科层制）、郡县制。

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为，保护公民权利；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民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塑造现代劳资关系，形成民众主导的、为公民服务的开放、高效、廉洁的政府。

现代社会制度――具有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得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非户口制度（不得歧视农民）；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均富制度（通过共有制、福利制度、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缩小贫富差距；现代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远小于发展中国家）；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

现代文化制度――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具有文化创新机制，能够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通过民主监督、法治、分权制衡、联邦制、言论自由、新闻自主、司法独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平等、对公民灌输现代价值观、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保证公民权利和游行罢工权利等多种方式建立社会稳定的机制，避免发生全局性的动乱，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上述也清楚地说明，中国唯有通过改革，彻底抛弃传统政治、向现代社会转型，渐进地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世界上享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也才能实现真正的伟大的复兴。

中国何时才能从制度上避免动乱，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