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

过去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我们的建国工作，不能够自由发展。这些失败，还可以归其责任于不平等条约。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我们今后的建国工作，得到了独立自由，如果再有失败，那我全国国民就应自负其责任了。

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兴亡，常以社会风气为转移。我们中国的社会风气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以租界为根源，表现为各种的颓风恶习。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租界不复存在，则社会风气转移的责任，又将在谁的手里？

今日的社会风气如不改造，没有笃实践履的精神，则建国工作，仍难期其完成。而社会风气的转移，常�M于少数政治家与学者的倡导和努力。历史上的先例如此。然而此所谓少数人的产生，抉不是由于「神�」，亦不是由于「气数」。在国家治乱之会，民族兴亡之际，只要这少数人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天下为公」的抱负，以救国家救人民自任，即可以为转移社会风气的枢纽。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些话都是指示我们：只要看见了救国家救人民的本分，就应当引为自己的责任；随自己聪明才力的大小，力行实践，即可以转移风气。国父说：「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至于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第106页〕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务。」我们可以说：无论聪明才力大小，只要立志救同胞，抉心救国家，力行实践，则行之于一乡，即可以转移一乡的习气，行之于一县，即可以转移一县的风尚；推之于一国，莫不皆然。只要此少数人士，能够力行于前，则一乡一镇以至一国的民众，习焉不察，行焉不著，自然收风动草偃之效，而社会风气就能改造成功。

在我们中国，当民族盛衰绝续之交，必有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兴起，来担当这旋乾转坤，改造风气的责任。东汉之末，豪家大族兼�阃恋兀�贫护细民流离失所，思想则趋于老佛，文学则崇尚浮华。黄巾之乱既起，中原残破，群雄分立，蜀地独得偏安，其风俗的奢侈，势豪的跋扈，更甚于东汉时期。诸葛武侯辅佐两朝，十二年间，在军事上以攻为守，在政治上以猛济宽，以讨贼雪耻，激励国民的志气，以循名责实，纠正浮华浪漫的风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后世的俗儒，以武侯�裥蟹ㄖ味�加以讥评。殊不知武侯为人，淡泊宁静，大公至诚，品格之高远，抉不是俗儒所能企及。唐末五代，割据纷争达二百馀年。赵宋虽收藩镇的兵权，开统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则流于佛道，文学则限于排偶，科举则局于注疏，政事则操于婿吏，经济则土地兼�悖�军事则内重外轻，以至于外患侵陵，内乱频发范忡淹首著四论以纠正颓废的思想，继上十事之奏，兴学校以养经济之才，改科举以取经济之。当时文学则欧阳修苏轼之流，经学则胡援孙复之辈，人才辈出，蔚成风气。张（载）程（颢、颐）的理学，王荆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兴。在明朝末叶，朝廷受制于宦官，社会相习于浮华。朱（熹）学既不胜其烦琐，王（守仁）学亦渐趋于玄虚。张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实学实用」指导思想，既以「循名责实〔第107页〕」整饬吏治，以「返本复始」挽救民风；其信心之强，志趣之笃，力行之勇，不计个人的成败，不顾一时的毁誉，比之于诸葛武侯与范忡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军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学者转移风气的功效，其有关于我固有文化之兴废与民族精神之盛衰者更大。当战国初期，其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流行于一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天下不归于墨则归于杨」。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明「知言」「养气」之学，阐发恻、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以严人兽之别，�V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自东汉末年以降，佛老学说盛行，儒家学说�然不彰；王通讲学于河汾之间，斥佛老之学，严夷夏之辨，初唐政制之宏伟及其学术之昌盛，亦皆受其影响。中唐时代，韩退之（愈）改文体，�V佛老，斥割据，倡集权，遂远开北宋道学的先河。比及道学既盛，学者习于空虚的性理，锢于烦琐的名词，于是王阳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论，「穷理致知」之说，一时翕然成风。到了明末清初，则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中孚）颜习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辈出，皆斥玄虚，重实用，以经世之学救民族，以性命之学导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从此蕴积于民间，历二百馀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第108页〕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存养，和固有德性的锻�，都有其千秋不朽之功业。国父所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的根基」，他们便是我们建国救世的模范。我们中国才智之士，要效法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首先就要从「穷理」和「知言」入手。我们革命最应该留心注意的，就是对于所处理的大小事物，都要「穷理」研讨。我们对于当前所见闻的学说主张，更要「知言」明察。所谓「穷理」，要看清楚现实，要认织环境，要剖析事物的内容，要把握问题的焦点，不含糊，不虚伪。所谓「知言」，要把各种学说主张，察其动机，明其意义，考其所用的方法，求其证据于事实，不模�两可，不附和盲从。这洋的做去，无论众说的理论怎洋纷纭，辞句怎洋巧妙，一到了我们的面前，就可以很明�t的判断他的是非得失，乃至福祸成败。尤其要知道，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其为害愈大，其持论愈巧。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他说道：「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言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π壅咭玻�不可以不除。」由此可见不正确不澈底的妄行邪说，必以巧妙的理论和动听的词句为掩饰。但是，他们的误谬和弊害，抉不是巧妙的理论或动听的词句所能掩饰的。即令他们力图掩饰，我们也可以就他们所掩饰的论点，看出他们的毛病和错误来。所以孟子说：「�v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即如法西斯纳粹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理论，都是振振有词，头头是道的。他们的辞句是非常动听的。但〔第109页〕是我们要溯求他们这些主义发生的动机，更来考察民族思想消灭的实例，就可以知道在中国提倡这些主义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的。就纳粹法西斯和世界主义发生的动机而言。

国父说道：「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就民族主义沦亡的实例而言，国父说道：「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以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道自己是高丽人了。」所以国父在民族主义第三讲里面，把那些抛弃民族思想来谈世界主义的人，比之于得了彩票，却把收藏彩票的杠子抛弃的苦力。足见在我们中国，不讲民族主义，而讲纳粹法西斯主义或世界主义，便有亡国灭种之忧。由此一例，即可知「穷理」「知言」的重要。可怜这二十年来，我们中国才智之士，为这些巧妙的学说所陷害，以致误用其才力，枉过其一生的，不知凡几。这实在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亦就是革命惟一的不幸。往者已矣，惟望今后国民尤其是一般趋向未定的青年，更要特别知道「穷理」和「知言」的重要。这实在是青年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因之对于各种事物与学术的研究必须注重这一点。如此乃能认清方向，确定思想，不致走入歧途，以免后悔无及。

满清以来，积二百六十年颓风恶习，加以大都市之中，租界领事裁判权之下，累百年骄奢淫佚的生活，麻醉渲染，遂使贫民则铤而走险，富护则倾家破产。其影响之所至，文官爱钱，武官惜死。人民视官场为罪薮，官吏亦自视为傀儡登场，敷衍应酬于案牍与奔竞之中。这种风气，自满清以来到民国初期〔第110页〕，还是有加无减。截至今日，他们的心理，仍旧不肯撤底的觉悟，痛加改革，这实在是我们政治上的奇耻大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树立民众的信仰，恢复政府的信誉，必须从政的官吏，治军的将领，反躬自问，自己是不是能够秉承国父的遗教，实践革心的指示，各行其良心之所安？是不是能够誓不虚浮，崇尚笃实？假如反省而可以自信，正不必计外人的毁誉，顾一时的荣辱，以致重形式，轻实行，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则必须痛加悔改，免蹈过去军阀官僚的失败。

更要知道；抗战发动以来，我们的力量虽是愈战愈强，不平等条约虽是已经取消，然而敌寇还在我们国境之内，还要我们作最后的努力，和最大的牺牲，方能收回我们的失地，救出我们的同胞，�u能说是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国家争取真正的独立，欧洲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居烈变动之中。中国的前途，光明与黑暗，实相因而俱在。时至今日，同盟国的力量已能够转守为攻，侵略主义者的败徵已显而易见。中国抗战胜利的光明亦已在望，而独立自由的地位之取得，更使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相随而愈重。预计世界战争的结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后，而今年的一年即为战局的抉定关头。我们中国的主奴荣辱，生死存亡，抉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以华府会议为最后的抉定。质言之，中国主奴荣辱生死存亡的命运，不抉定于战争结束时期的国际会议，乃抉定于战局发展至于最后关头之今日。而全国上下能否自力更生，尤在于社会风气与国民生活能否涤旧更新，不愧为现代的国民。更必使抗战有胜利的把握，建国有成功的基础，�u可以抉定自己的命运，且以实现我们「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像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期，瞻顾倚赖，苟且因循，则已〔第111页〕失的权利未必能恢复，已复的权利亦未必能够享有。总之，中国的命运，抉定于中国国民本身是不是能够自立自强，以达成抗战建国的使命。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必须全国上下，共同一致，痛切觉悟，撤底革新，�除虚浮，务求笃实，力戒因循，崇尚果敢。思想必切实际，生活必循纪律，任事必负责任，行动必守秩序，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而后乃能树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使中国跻于国际社会，共负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

政治风气的转移，于尤赖社会风气的改造，而教育实为改造社会风气的动力。须知学术的讲授，与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不独思想的改革，直接影响于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即文学的改革亦发生重大的效果。古人说：「文学之变与政通。」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汉魏之间，轻笃行，重辞藻，士风从此趋浇薄。唐末宋初，文礼反于质实，则力行实践的风气因而复兴。明清以八股为思想的桎梏，为官者不习政事，于是权归婿吏之手。总之学术的讲授为国家命运之所�M，历史的教训具在，无可推诿，亦无可置疑。

须知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效果，无疑的归结于文化。所以此次战争，亦可说是文化战争。欧美三百五十年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兴亡，皆在此一役。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之兴废，亦以此役为试金石。此战若不失败于侵略主义者的魔手，则人类文明即将刮垢磨光，而中国文化亦必发扬光大。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今日实为我中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的最大关头。自清末维新，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于国民革命时期，因讲学而改变学风，举凡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第112页〕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世界各国所有的思潮，都经试验。若深加考察，虽有不少的进步成分，散在社会，然而真诚笃实的风气，终竟没有造成。治学的人士，不能实事求是，身体力行；或思而不学，闭目空谈，自逞胸臆，妄立门护。或学而不思，东涂西抹，人云亦云，无有定见。崇西化则�渭捍尤耍�尚国学则闭关自大。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在这种潮流之中，求「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人，真不多得，为学讲学的风习既然如此，而欲求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之改造，岂不是缘木求鱼？然则今后学者与大学的师生应如何以自处，使在此国民革命时代中尽其革命一份之义务，我在前章「心理建设」一节内，已述其概略，总望我国学者，务使学术切于人生的日用，文化归本于建国的基业，切实体验国父「行易」哲学的真理，与革命「力行」的精义；智育与德育兼施，文事与武备相应；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如此，则社会与学术的风气，方能根本的改造，而过去萎靡虚伪，浮燥夸诞的积弊，亦可以完全扫除，必须这洋，而后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与智能，和国家本来的地位，乃可以真正的恢复，而立国的基础，乃能臻于巩固强大。

国父说：「建屋不能猝就，建国亦然，当有极坚毅之精神，而以极忍耐之力量行之。」此极坚毅忍耐的精神与力量，要有实践力行的学术风气和质朴敦厚的社会的习尚，�u可望其发生。官吏是建国的工匠，教师更当为建国充实优良的人才。这两种人对于学术与社会乃至于政治风气的改造，比一般国民，〔第113页〕负有更密切更重大的责任。从今以后，只要每一个官吏，每一个教师，能激发其义务感，能坚定其责任心，能够以改造风气的志士学者自任，则建国的坚强精神与忍耐力量，就可以发生，建国的大业就可以成功。国父说：「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要使我中华民国渡过阽危，趋于巩固，则必须全国的教育家以国家观念为中心，以民族思想为第一。我全国的教师应当首先以此自勉，方可勉励一般的国民，相率以转移政治风气，来为建国工作，树立可大可久的初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