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研究为什么缺乏争鸣？

    中国学术研究与西方学术研究相比，比较缺乏真正的学术流派。除了春秋战国时战火纷乱的年代里有过短暂的真正的百家争鸣外，中国学术研究大都是在大一统环境中变得千篇一律。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字大多只是文字垃圾而已。对这个问题的最明显的答案是：整个社会没有思想言论的宽松环境。固然有这个原因，但也不尽然。西方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出现，但是，他们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能够出一些世界级的思想大师。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他们终于走出了这个迷雾。

    对于这个原因，我想有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即中国学术研究史上缺乏的正是探讨关于思维方式方法体系的意识和论著，不注重对思维工具的不断改进。这一点是我们与西方最大不同的地方。西方的学术著作里除了探讨真理问题外，还十分注重探讨真理的方法的改进。这一点只要看看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及《探求真理的指导性原则》，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莱布尼滋的《人类理智新论》，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及《我们怎样思维》等等，就知道了，在西方，大思想家之所以是大思想家，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的的思想方法上有改进的地方。也就是思维工具的改进才导致有了新的思想发展。学术的进步是有赖于思维工具的进步的。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成果。这也是西方学术流派形成的逻辑基础。

    有学术流派才可能真正形成学术争鸣。而且因为有学术共同体的存在，所以对学术问题的争鸣会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判标准。在这里学术话语霸权的产生就不会这样容易。即在学术争论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学术思想观点会在定的时期占据上风，从而居于权威地位。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永久性的，而只是暂时性的，也即会产生权威，但是不会产生权威主义。在西方的一条线索很清楚，就是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任何权威主义的产生，都会使正常的学术争鸣停止。

    而一个缺乏科学逻辑思维的民族，正是产生权威主义的好温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偶尔有所谓的争鸣，也不会是学术上的，或者不用学术标准来争论，而是用“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的办法来围追堵截。最终目的不是寻求发现真理，而是夺取话语霸权。一旦一方夺取到了话语霸权，那么就意味着在学术界形成了“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局面。因此学霸与学痞相继出现。学术气氛也就是“唯千士之诺诺，无一士之谔谔”。人们开始犯集体性失语症。文章一篇篇出来，却几乎是千人一面，自言自语，或同义反复，或者正确的废话连篇累牍。却不能为学术研究增添一丁半点新的思想，或者新知识，或者新的资料。这样的文章的思想观点，也许正确(首先是政治正确，其次合乎权威的既定观点)，但对得含糊肤浅，而没有思想上的锐气。那种更有学术思想价值的错得深刻是绝对不会出现在这些文章里的。

    中国缺乏学术争鸣的直接原因就是科学逻辑不发达，而中国科学逻辑的传统不发达的原因，可能要追究到“指鹿为马”、“焚书坑儒”这样的历史上的强权，也要追究到“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唯我独尊，还要追究到“对XXX的服从，要到盲从；对XXX的相信，要到迷信”这样的愚民法则。在这里任何思想方法的萌芽都是危险的。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含混的独断论的形态出现，以世俗的实用理性的方式出现。从来没有像西方的学术思想那样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为追求学术而追求学术的思想出现。

　　这种实用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主要还是追求将思想与知识利用于社会与自然，以便更好地为人服务。也在于能够促进人的发展。而中国的实用理性则全然只是在于博取权力与功名利禄而已。其价值取向在于凭借这取得“人上人”的身份地位，从而依靠这个身份向社会获取特别的好处。比如“书中自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只是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一旦功名利禄到手，书也就可以不要了。而所谓书中的知识也只是关于如何来获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并没有怎样来用知识为人的生活更便利服务的知识。这正如现在中国许多人只是把攻读高学位当作谋取官阶，博取功名的有利工具一样。任何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行为都是可笑的，是没有市场的。而科学逻辑不发达，又为这样的强盗行径增加了愚昧的群众基础。一个盲从的、迷信的，健忘的民族正是种种灾难的根源。

    学术批评的权威只能来自学术逻辑理性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因素。在中国目前最大的非学术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干预。人的思想精神往往不是处于自由状态，而是处于禁锢状态。动辄以某种思想来指导，来预设结果。实际上是取消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果说研究或者发现一个问题需要有一个指导原则的话，这个原则只能是来自学术研究的共同遵守的科学共同体的规则。或者说科学理性的逻辑。任何理论一旦与此相违背，那么理论就是荒谬的。在同一个理论，同一个话语背景下，我们的理论不能容忍矛盾。这是起码的一个要求。否则的话，任何胡说八道都可以找到合理的根据。西方后现代话语虽然口口声声说“怎么都行”，但实际上他们在论述时还是很有逻辑性的。很显然，反对逻辑理性的人在论述自己的思想理论时，也不可能是语无伦次的，乱糟糟的。他们必须条理清晰地说话，明确地表达思想。主张非理性主义的人，首先他就得用理性来向人说明，才可能让人明白非理性究竟为何物，为什么非理性是重要的。只要是理论，而不是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逻辑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以脱离的。学术争鸣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遵守共同的逻辑规则和共同的价值基础来重新认识一些共同的对象的过程。没有认识的逻辑与共同的价值基础，那么就会出现孔子所说过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情况。首先要遵守共同的逻辑，一个讲逻辑，一个不讲逻辑，强词夺理，自然无法正常争鸣。一个以苦为乐，一个以乐为苦。这叫价值观不同。在各自情趣爱好上不同的事，也是无法争鸣的。爱好上无对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争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关于学术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就是学术研究的计划性。对于个人的研究来说，是可以计划的。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学术研究的计划性就存在一些问题。过去，我们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之后，我们的思维里习惯了什么都来个计划。有的是可以计划的，但是有的实际上无法计划。比如学术研究就很难行得通。比如，你不能计划发现X光。因为发明这个X光的伦琴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发现这样一种光。再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的建立也是无法计划的。还有牛顿的三大定律也是不可能计划的。实际上世界上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都不是计划出来的，只有一些在外国已经完成，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下组织起来技术攻关，才有一定的计划意义在里面。比如我国的二弹一星的难关的攻克等。因为，许多真正重大的科学发现，与基础理论研究，常常对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作为政府的官员怎么可能反而早就知道呢？早就知道的还需要研究吗？真正的学术研究的那种偶然性，长期性，在计划体制下就不可能被容忍。学术研究需要的那种宽松自由的环境就不可能产生。所以学术研究的计划直接的后果常常就是伪研究，伪成果，学术泡沫泛滥成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计划性就是真正学术研究的死敌。

    在“大一统的官本位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研究资源都操控在政府官员手里。学术争鸣的意义也就变成了学术资源的争夺。但一个真正学术繁荣的国度，也必然是一个思想自由宽松的国度。在美国学术研究经费是依靠散布在社会民间中的三万多个科学研究基金会的强大经费资源来解决学术研究经费的。政府一般很少直接干涉他们研究的自由。但是，在计划的科研体制下，政府常常直接干涉学术研究。研究的课题常常先由政府官员定出，然后再找专家来研究论证其早已预设好的结果，给他们研究经费。

    这种研究往往是结论在先，研究在后，一切都只不过是例行手续而已。只是借专家之名为政府的决策披上一层保护色而已。这样的研究在浪费国家钱财的同时，还可能给国家的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比如我国在“大跃进”时在黄河上建造的“三门峡水电站”，当时是请远在莫斯科的苏联专家设计的，严重脱离了黄河的水文气候状况。当时全国只有年轻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指出这个设计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因为决策在先，专家的作用只是为证明决策的英明与正确而已。所以这个正确的意见不但没有得到接纳，而且黄万里先生因此遭受了个人的种种不幸。他成了阶下囚。在这种风气下必然助长研究上的歪风邪气。一些非学术因素不断地占据着学术研究的殿堂。一些人投机取巧，纷纷去揣摩决策者的意向，自觉充当御用研究者的角色。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被彻底破坏。这种情况的存在，与我国多年来没有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与重大的科学发现应该是密切相联的。

    2006-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