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学与术”

梁任公之论学与术，乃百年前时论，如今观之，仿佛字字如重锤敲击当代书坛也。今日书坛之弊，莫过于学与术分离。不学无术司空见惯，且多为名家者流，误人子弟者，恐车载斗量而不为过矣。以古论今，扪心自问，得古人精髓几分？招摇过市，频于登台布道者，水落石出之时，必将大白于天下。还任公说得好，不为学与术相混，即是学与术相离，后人于此无术之讥，终不能免耳。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

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技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

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善夫生计学大家倭儿格之言也，曰：“科学（英Science德Wissenschaft）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就一结果以探索其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断其所究极而已。术（英Art德Kunst）则反是。或有所欲焉者而欲致之，或有所恶焉者而欲避之，乃研究致之避之之策以何为适当，而利用科学上所发明之原理原则以施之于实际者也。

由此言之，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  

倭氏之言如此，读此而中外得失之可以见矣。

我国之敝，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

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原则；

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胶柱以用诸他事。

离术言学，故有如考据帖括之学，白首�L�L，而丝毫不能为世用也；

离学言术，故有如今之言新政者，徒袭取他人之名称，朝颁一章程，暮设一局所，曾不知其所应用者为何原则，徒治丝而棼之也。知我国之受敝在是，则所以以救敝者其必有道矣。

近十余年来，不悦学之风，中于全国，并前此所谓无用之学者，今且绝响，吾无取更为纠正矣。而当世名士之好谈时务者，往往轻视学问，见人有援据学理者，动斥为书生之见。此大不可也。夫学者之职，本在发明原理原则以待人用耳；而用之与否，与夫某项原则宜适用于某时某事，此则存乎操术之人。必责治学者以兼之，某无理也。然而操术者视学位不足轻重，则其不智亦甚矣。今世各科学中，每科莫不各有其至精至础之原则若干条；而此种原则，大率皆经若干人之试验，累若干次之失败，然后有心人乃参伍错综以求其原因结果之关系，苦思力索而乃得之者也。故遵之者则必安荣，犯之者则必凋悴，盖有故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试举其一二（略）。

曾经无量数达人哲士，考求其因果关系，知现在造某因者，将未必产某果，为事万无可逃。见现在有某果，知其必为前此某因所演成，而欲补救之，则亦惟循一定之涂轨丝毫不容假借。凡此者，在前人经几许之岁月，耗凡许之精力，供几许之牺牲，乃始发明之以著为实论；后人则以极短之晷刻，读其书，受其说，而按诸本国时势，求用其所宜而避其所忌，则举而措之裕如矣。此以视冥行踯躅再劳试验再累挫敢然后悟其得失者，岂止事半功倍之比例而已哉！

夫空谈学理者，犹饱读兵书而不临阵，死守医术而不临症，其不足恃，固也；然坐是而谓兵书医书之可废，得乎？故吾甚望中年以上之士大夫现正立于社会上而担任务要职者，稍分其繁忙之晷刻，以从事乎与职务有关系之无术之讥，慎终不能免耳。

（节选。该文发表于1911年6月26日出版的《国风报》第15期，署名“沧江”，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