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社会需要快乐与意义的幸福

  　　9月1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报道，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 “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更不是香车宝马、别墅楼群。 “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快乐与意义”，就是注重将自我事业建立在高尚、奉献、主动、积极的服务社会的使命感上，奠基在兴趣、热忱和激情中，注重将自我奉献与服务大、自我情趣与工作热情联系一起。如此，工作主体才能拥有不知疲倦的奉献激情、精神快乐和创造性状态。自我不再是适应制度和“精神奴隶”和“工作机器”，不会轻易出现“工作懈怠”和疲于应付，就能生出较高的幸福感。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所有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可看看多数人的工作学习目的、意义，更在用一种攫取、索取、贪婪、回报等盲目奔波的心态对待工作，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奖励认同。这种过分世俗、过分功利的心态会抵消人们的工作热情，产生工作懈怠和应付情绪。依靠成绩支撑幸福感，成就总有低谷期，难以满足工作主体不断提升的欲望指数，幸福感成为虚无。
　　更有甚者，在成功学称为万众一心的进军目标的时候，路径和手段也就会呈现“毒药化成份”。就像《新周刊》提到的，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什么来钱快就干什么等。所以就产生了暗箱操作、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买空卖空、营私舞弊、厚颜无耻、官商勾结和因阴险毒辣等。他们得到了物质，却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失去了明确、高尚和本真情趣，疲于应付、得过且过、没有目的、方向迷失。人在利润和成功面前，成了不厌其烦的机器，成了高速旋转的“物质齿轮”，没有了同情、宽容、感谢、慷慨、朋友、情感和自豪，“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 幸福指数才会非常低。
　　据报道，中国的GDP近年一直呈高速增长。但是，幸福指数并没有同步增长，根据荷兰一位教授对中国三次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1990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2005年12月，美国公布的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中国排第48位。（〈赣州晚报〉）个体幸福感不断缺失，焦虑、压力和不良现状越来越多，社会将会形成“幸福大萧条”，这绝对不是枉谈。
　　据报道，“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医院清洁工的。一组人觉得自己的清洁工作很无聊，没啥意义；但另一组人，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很投入。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并在其中找到了意义：我不仅仅是个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让医院正常运转，帮助病人更快地康复”。也就是，从更深层的精神意义和社会意义赋予工作精神价值，提升职业的使命感，自我幸福感就能得到提升。这对于我们时下的工作浮躁、挑肥拣瘦、过分追求待遇和物质回报（很多过分追求因为不能达到反而会影响降低内心平衡感，导致幸福感缺乏）是一个善意提醒。
　　幸福工程的构建，除了需要政府注重提升公民的精神幸福指数，创造和谐完美的社会、政策外在环境，更在于自我调节、精神感官和社会感觉。所以，幸福心态不仅是一种社会奉献，还是自我精神生活质量、内在愉悦的投资和经营。这种一举数得的行为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多一些心理调节，少一些不闻不问；多一些精神追求，少一些物化崇拜；多一些意义追求，少一些沽名钓誉，“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幸福树苗”就能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