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社会心理压力有赖国民“精神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处在全面转型的时代。要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心
　　态转变、心理调整以及精神转型。因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健全的心理与精神是每个个体抵御诱惑和冲击的最后屏障，也是实现人格升华的持久动力。在现实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在中国，与物质生活的改善、制度的改革完善、交往范围的扩大等物质、制度层面的转型相伴随的是，社会压力感的增强，紧张、焦虑、担忧等成为很多人共有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显然，这样的状态难以为社会的顺利转型提供强大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撑，更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精神转型的核心在于消除国民心理中某些历史累淀下来的、已经从根本上制约乃至误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情结，最终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新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要去除这些情结，是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情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深藏在心理底层的无意识组合。而且，这些情结不是个人单独所有，而是具有群体性的，很容易在集体行动中被呼唤出来，成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国民精神的转型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消除匮乏情结，建立分享精神。物质匮乏过去一直困扰着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以及缺乏效率动力的计划经济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物质的短缺，既直接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加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担心。在行为上体现为对自身利益的过度重视，对公共利益的忽视，甚至有意侵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分配的公正，匮乏情结应该逐步淡化出人们的心理。要在衣食无虞、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基础上，建立起分享精神。在分享的过程中，体会到社会的温暖与共同体的价值。

　　消除零和博弈情结，树立共赢精神。所谓“零和博弈”就是输赢结果非此即彼，只有一方获利。这种情结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传统政治中的“成王败寇”、“斗争哲学”，都曾经为这种情结的产生和存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市场经济初期的恶意逐利和竞争又为其提供了经济生活的土壤。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利益相关性逐步增强，共赢精神的发展必然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这从根本上有效缩小了零和博弈情结作用的空间。

　　淡化差序情结，树立公共精神。“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基本模式。关系有亲疏，等级有高低，距离有远近。将人伦关系推广到整个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中，从而形成有序稳定的格局。毫无疑问，在这种以血缘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差序情结，为人们提供了界定自我社会位置、形成社会认同的便利工具。但是，这种熟人社会的心理结构，难以为正在形成的陌生人社会提供全面的心理精神支撑。尤其是其内在的封闭性、等级性，与现代社会需要的公共精神并不吻合，反而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障碍。随着人员的大量流动，传统共同体被打破，我们应该建立起消除各种身份歧视，尊重每个个体，并使每个个体能够为新的共同体贡献力量的公共精神。在这种公共精神的驱动下，个体才能从陌生人的社会中感受到认同乃至温情。

　　淡化从众情结，鼓励自主精神。从众情结既有传统基础，也有现代土壤。在传统社会中，它表现为不出头、随大流；在现代社会中，它转化为跟风和盲从。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众情结解决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只要跟随他人，就可以避免尴尬，甚至错误。但是，在消费主义日益浓烈的当下，人们往往因为压力而从众，从众又会带来新的攀比压力，从众与攀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应该看到，随着个体独立性的增强，自主精神也在形成。自主精神的核心是尊重和发扬个性。这就要求整个社会要有包容精神，尊重差异和多元。

　　从根本上说，精神的转型依赖于物质与制度的转型，但是，心理的调整和精神的转型又能为后者提供强大的支撑。(杨雪冬/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