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美元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多年来在发展科学上着重抓的是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搞“野战军”，牵涉的百人千人拔尖者计划等等，但结果表明效果并不显著。一二十年了，我国科学水平的提高出奇地缓慢。很多年评不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即为证明。今年３月２５日《参考消息》载法新社电文，题目是《中国在大多科研领域仍处落后地位》，文中说“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新兴经济大国仍将是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的旁观者”。读后不禁汗颜。
　　近日读到一本书《双螺旋》，是１９６２年发现ＤＮＡ结构的诺贝尔奖金得主之一，美国人沃森写的。且不说舆论界对他的某些文风道德有所评论，本人觉得令人惊讶的是他得到这么高的奖只用了几千美元�而且时间又很短�１９５１～１９５３　。可是再看看我们自己，这些年一个个科研项目动辄几百万到几千万元，参项者数以万计。对比之下，真的有无地自容之感。管理上问题不少，立项上的专家评审制、成果上的验收制、奖项的评选制弊端重重，积习难改。另外多年来以为多发票子、多建房子、多盖章子就能解决科学问题，恰恰忽视了管管脑子这一根本因素。何谓人才�t不是学历、称号，关键是智慧、本事。现在让我们来粗略分析一下沃森的这一实例，从ＤＮＡ结构的发现可以至少得到以下启示：
　　迷信学术权威是自己独立创造的严重障碍。沃森得奖时只有３５岁，实际上成果主要是十年前２５岁就做出来了。且看他得奖以前是如何对待权威的：
　　――“当时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的许多说法都不牢靠。虽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１５年，但是得出来的大部分�或许是全部　事实都站不住脚。”一个从学校刚出来不久的学生就有敢对众多权威提出挑战的勇气，这在中国不少年轻人中恐怕是缺乏的。只有具备这种心态工作，才有超过前人的可能。科学研究的真谛绝不是费尽心力去证明他人的正确，恰恰相反，要千方百计地来增补他人的不足。沃森几乎对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很多方面表示不满。他总是极为敏锐地发现破绽。这是科学研究非常可贵的素质。科研经费再多也是买不来的。迷信必然盲从，盲从必然滞后，滞后必然落伍。我们国人的思想习惯必须扭过来，不要老盯着国外人家有什么，恰恰相反要看出他们没什么。
　　――当时美国的鲍林是化学界首屈一指的最高权威。且看这位大人物在沃森心目中的形象：“由于他充满信心，因此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不知所以然。他的许多同事静静地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题上栽跟头。”当然，“胡说八道”说的过于不恭，用词不可取。不过，其他大学生盲目崇拜，“不知所以然”，而沃森本人也是大学生却不着迷，这就是过人之处。的确，后来的事实表明，鲍林执著钻研四十年的蛋白质原来并不是解开生命之谜的要害所在，他在大方向上没抓准。相反地，“ＤＮＡ至关重要”。沃森这位外行年轻人把它看准，并且牢牢地抓住了。从上所述，不由得想到，我国科学界要是多出几个孙悟空该多好�t
　　科学研究似乎存在着一种轨迹：不知如此焉能如此�t�也许如此――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如此如此，下一个发现又在等着我们。
　　迷信仪器设备，忽视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培养是科学研究的另一大弊端。不少科研人员重技术，轻思想；重战术，轻战略。沃森在ＤＮＡ结构上有如此重大的发现，实际上只做了化学结构的简单模型和参照了他的同事做的Ｘ光衍射照片�这一点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人们想象类似如此复杂的千年难题，需要添置多少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要做多少复杂的实验才能得出重大结果�t可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如此。他们的这次成功主要靠的是高明的思想方法和眼力能做到画龙点睛。思人之未想，视人之未见，从人之未事，揭人之未然，谋人之未计，创人之未先。关键是动好脑子吧�
　　再看看我们的科研项目，分析、测试、实验方法仪器早已不亚于国外，所得的数据、曲线多如牛毛。乍一看琳琅满目，其实很多是虚功，用的不是地方。
　　或许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沃森的例子太特别。但他本人在序言中就强调：“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很多人依然不知晓科学工作是如何做的。”人们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远非如此……我绝不相信，……ＤＮＡ的发现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以上大体是读书后的一些感触。当前，我们究竟得没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心急也没用。倒是应当下大力气解放管理者、研究者们的思想，在制度上扫除一系列观念、习俗上盲目崇洋的做法，克服麻木情绪，力争每年多出几个国家级一等奖更为实际。